一九八八年的秋天来得格外早，霜降还没过，风里就已经带上了像是要把人骨头缝吹透的寒气。冀南平原上的棉花地里，白花花的一片连着一片，像是刚下过一场大雪，又像是铺满了碎银子。
那时候，我才刚上初中，正是个不知愁滋味的年纪。但在那个年代，对于像我爹这样的庄稼汉来说，那漫山遍野的棉花，既是全家一年的指望，也是要把腰累断的债。棉花桃子炸开了嘴，必须得赶在天大寒之前摘完，不然一场雨雪下来，棉花落了地、沾了泥，成了“僵瓣子”，那就卖不出价钱了。
那天是个阴天，日头被厚厚的云层捂着，透不出一丝暖意。地里的活儿赶得紧，爹狠了狠心，去劳务市场上雇了几个短工。那时候雇人不像现在，也就是管顿饱饭，再给个几块钱的工钱。
天擦黑的时候，那一天的活儿算是干完了。雇来的几个大婶大娘拿着爹给的工钱，嘻嘻哈哈地结伴走了，嘴里念叨着家里等着下锅的米，或者是给娃娃扯布做棉袄的事。
但是有一个姑娘没走。
她一直站在棉花垛的阴影里，如果不是她轻轻咳嗽了一声，我差点就把她当成了个棉布包袱了。
我记得特别清楚，那年她大概也就十八九岁，比我大不了几岁。身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甚至有些透风的蓝布褂子，手腕细得像根干枯的芦苇棒，两只手因为整天在棉花枝杈里穿梭，被划得全是细细密密的血口子，指甲缝里塞满了黑泥和棉絮。
她局促地搓着衣角，那一双甚至有些露脚趾的黑布鞋在地上不安地蹭着。她看着我爹，眼神里透着一股怯生生的渴望，像是荒野里迷了路的小兽。
“叔，”她开了口，声音小得像是蚊子哼哼，却在这个寂静的黄昏里听得真真切切，“还有别的活么？”
爹愣了一下，手里的烟袋锅子停在半空。他抬起头，眯着眼打量着这个姑娘。我也好奇地看着她，因为今天干活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了，她是最卖力的一个，别人歇着喝水的时候，她还在埋头摘。
“闺女，棉花都摘完了，剩下的也就是些扫尾的零碎活，我也没打算再雇人了。”爹实话实说，那时候家里也不富裕，雇人的钱都是从牙缝里省出来的。
姑娘的肩膀明显地垮了一下，眼里的光瞬间暗了下去。她低下头，咬着毫无血色的嘴唇，那模样让人看着心里发酸。过了好几秒，她像是鼓足了这辈子最大的勇气，又抬起头，声音里带了点颤音：“叔，我不挑活。择棉花叶子、剥棒子（玉米）、剁猪草，啥都行。我……我不要很多工钱，管顿饭，给个块儿八角的就行。”
我看见爹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。他是村里出了名的心软，最见不得人受难。
风呼呼地刮着，卷起地上的枯叶打着旋儿。爹把烟袋锅子在鞋底上磕了磕，叹了口气：“天都黑透了，你这闺女咋还不回家？家里大人不惦记？”
这一问，姑娘的眼圈刷地一下就红了。她强忍着没让眼泪掉下来，吸了吸鼻子说：“我家在西边的大山里，离这儿二百多里地呢。出来五天了，没挣够药钱，没脸回去。”
爹站起身，拍了拍屁股上的土，看了看那姑娘单薄的身板，又看了看屋里正冒着热气的灶台，冲我说：“去，给你娘说一声，多添瓢水，贴几个饼子。”
然后他对那姑娘招招手：“进屋吧。活儿有的是，今晚你帮着把这一堆棉花里的干叶子择干净，算你半个工。”
姑娘的眼睛一下子亮了，像是濒死的人抓住了救命稻草，连连鞠躬：“谢谢叔！谢谢叔！”
那天晚上，我家的煤油灯亮到了很晚。
那个年代的农村冬夜，冷得像是要把人冻成冰棍。屋里的炉火烧得并不是很旺，为了省煤，爹总是把火封得很小。但那姑娘干得热火朝天。她坐在小板凳上，面前堆着刚摘下来的棉花。她的手极快，挑拣出混在洁白棉絮里的枯叶和棉桃壳，动作麻利得让人眼花缭乱。
我娘端来一碗热腾腾的棒子面粥，还有两个刚出锅的贴饼子，里面还夹了点咸菜条。那姑娘看着饭，喉咙里发出“咕咚”一声响。她是真饿了。
“先吃吧，吃饱了才有劲儿干。”娘把碗塞到她手里。
她没客气，或者是饿得顾不上客气了。狼吞虎咽地吃着，饼子太烫，她也不吐，硬生生往下咽，噎得直翻白眼，赶紧灌一大口粥。看着她那吃相，我娘在旁边悄悄抹眼泪，小声嘟囔着：“这也是爹娘身上掉下来的肉啊，咋就苦成这样。”
吃完饭，她干得更卖力了。我趴在炕上看书，时不时偷瞄她一眼。灯光下，她的侧脸枯黄，颧骨高高地凸起，但眼神却异常坚定。那是一种为了生存，为了给家人挣命的坚定。
夜深了，爹让她去西屋的草铺上睡一觉，明天再干。她却摇摇头：“叔，我不困。我想多干点，我想……我想问问，这活能干几天？”
爹沉默了。其实哪有什么活啊，这择棉花的活儿，若是平时，我们要么就不择了直接卖统货，要么就是我和娘晚上闲着没事顺手干了。爹这纯粹是为了给她口饭吃，给她个留下的理由。
“你干多少就算多少吧。”爹含糊地应了一声，转身回了里屋。
我在被窝里，听见爹和娘在小声商量。
“这闺女不容易，说是爹摔断了腿，躺床上半年了，没钱看病，烂了个大窟窿。”娘的声音带着哭腔。
“唉，这年头，谁家日子都不好过。”爹叹气，“明天让她把那堆玉米剥了吧，再留她一天。让她攒个路费。”
第二天，天刚蒙蒙亮，我就听见院子里有动静。趴窗户一看，那姑娘已经在院子里扫地了。院子扫得干干净净，连鸡窝都给清理了。
那一天，她剥了一天的玉米。手指头磨破了，她就从兜里掏出一块脏兮兮的破布条缠上，一声不吭接着干。
到了第三天头上，家里的活儿实在是找不出来了。水缸挑满了，猪圈垫了新土，连磨盘都被她擦得锃亮。
爹把她叫到跟前，手里捏着一张大团结（十元钱），还有几张散票。
“闺女，活干完了。”爹说，“这是你的工钱。”
姑娘看着那钱，愣住了。她大概算过，就算她拼了命干，这两三天也挣不了这么多。她连连摆手：“叔，这不对。给多了。我就干了三天，还是那种不出力的活，哪能拿这么多。”
“拿着吧。”爹硬把钱塞进她满是老茧的手里，“天冷了，买张车票坐车回去，别走着了。剩下的，给你爹抓几副好药。”
姑娘捏着那钱，手抖得像风里的落叶。突然，她“噗通”一声跪在了地上，对着我爹和我娘就磕头。
“叔，婶，你们是大好人。这恩情我记一辈子。”她的头磕在硬邦邦的土地上，咚咚作响。
爹赶紧把她拉起来，给她拍掉膝盖上的土，粗糙的大手有些笨拙：“快起来，折寿。都是苦命人，搭把手的事。”
娘回屋翻箱倒柜，找出了我姐穿小了的一件暗红色的棉袄，虽然旧了点，但棉花絮得厚实，没有补丁。娘让她换上：“你那单衣裳不行，山里风大，回去得冻坏了。”
姑娘死活不要，说钱已经给多了，不能再拿东西。最后是我娘发了火，假装要收回工钱，她才含着泪穿上了。那件红棉袄穿在她身上，稍微有点短，但在那个灰扑扑的秋天里，却红得像一团火，扎眼又暖和。
临走的时候，爹又给她装了一袋子刚下来的新玉米面，足有二十斤。
“叔，这……”她背着袋子，眼泪终于决堤了，顺着皴裂的脸颊往下淌，冲刷出一道道白印子。
“走吧，趁着天亮。”爹挥挥手，不再看她，转身拿起扫帚假装扫院子。
她走了以后，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家吃饭的时候都会提起她。娘总是念叨：“也不知道那闺女到家了没，她爹的腿咋样了。”
日子像流水一样过。那一年的冬天特别冷，大雪封门，但只要想起那个穿着红棉袄的背影，心里就觉得有一股热乎气。
大概过了有一个月，村里的邮递员大叔在门口喊：“有挂号信！”
我跑出去接过来，信封上歪歪扭扭地写着我爹的名字。信封里没有信纸，只有一张折得方方正正的五块钱，还有一张巴掌大的红纸条。
纸条上写着几个笨拙的大字，像是刚学会写字的人写的：
“叔，婶，我爹腿保住了。钱是借的，以后还。红棉袄暖和。给全家磕头。”
爹捏着那五块钱和红纸条，坐在门槛上，久久没说话。那年头，五块钱能买好多东西，但这五块钱，沉甸甸的，像是要把人的手压弯。
“这傻闺女。”爹最后抹了一把眼睛，把那五块钱夹在了堂屋正中间挂着的老黄历里，再也没动过。
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。
父亲已经走了好几年，老家的房子也翻盖成了二层小楼。那本老黄历早就不知去向，那五块钱也随着时光的流逝不知所踪。
但我时常会想起一九八八年的那个秋天，那个站在棉花垛阴影里的身影，那句怯生生的“叔，还有别的活么”。
那个年代的人，苦是真的苦，但情也是真的真。
那时候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很简单。一把米，一件旧衣裳，就是过命的交情。那时候的善良不求回报，那时候的感激也总是沉甸甸的，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对方看。
我也时常在想，那个叫不出名字的姐姐，现在过得怎么样了？她爹的腿后来利索了吗？她嫁到了哪里？是不是也成了满头白发的老妇人，坐在暖和的楼房里，给孙子孙女讲那个遥远的秋天，讲那一对给她饭吃、给她衣穿的陌生夫妇？
朋友们，在你们的记忆深处，是不是也有这样一段关于“给予”或“被给予”的往事？
也许是一碗热汤，也许是一句鼓励，也许是在你最无助的时候，有人对你说了一句：“没事，进屋吧。”
让我们一起，在这个步履匆匆的时代，把那份久违的温暖，再找回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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